我国自1987年我国开始发行福利彩票，1994年发行体育彩票为社会福利和体育事业筹集资金以来，彩票市场发展很快。福利彩票年销售额从最初的1740万元增长到2003年的200亿元，体育彩票年销售额从10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201亿元。迄今为止，我国通过发行彩票累计筹集社会公益金572.5亿元。然而，我国彩票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彩票发行机构“恶性竞争”和“违规行为”。这种“恶性竞争”行为内生于我国现有的彩票市场结构和监管体制。因此，从根本上讲，我国彩票市场的长期良性发展取决于彩票市场结构的重构与现有彩票监管体制的改革。

一、恶性竞争与违规行为已经成为影响彩票市场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

近几年来，在彩票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福利彩票与体育彩票两大发行机构的恶性竞争与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有的还相当严重，并为影响我国彩票市场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

1．2002年的“深圳彩世塔公司福彩舞弊案”

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2001年12月到2002年11月间，利用承销彩票之机，以并不很高明的手法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重庆、甘肃、辽宁、江苏等省市的17个城市作弊20起，操纵大奖，累计涉及大奖金额5800多万元。最后在扬州因内部矛盾导致事发，有关人员被扬州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刑。但这一案件一直被有关彩票管理部门低调处理，直到2004年西安体彩舞弊案暴露后才被媒体重新挖掘出来。

2．2004年的“西安体彩舞弊案”

2004年3月25日，西安彩民刘亮购买即开型体育彩票在二次抽奖时抽中宝马车大奖，但被彩票承销商杨永明说成是用假票兑奖。刘亮一怒之下爬上广告抗议，由于媒体的介入而引起全国瞩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调查结果没有发现刘亮作弊，反而引出了承销商杨永明在多年彩票销售中多次作弊的事实。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则进一步揭露出陕西省体彩中心、西安市体彩中心有关领导多年对杨永明的“关照”和“信任”是导致体彩舞弊的重要原因。

3．2005年体育总局“彩票发行费违规事件”

2005年国家审计报告披露了国家体育总局在彩票发行费方面的违规行为：一是在2003年至2004年两年见，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经体育总局同意，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的体育彩票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两公司经体育总局批准，已支出1.3亿元购买综合楼拟部分用于出租，按投资额125%的比例向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各省（区、市）体育局等投资单位分配2003年现金股利3 750万元；另提取个人奖酬金1.31亿元。二是在彩票印制过程中，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弄虚作假，指定所办公司将代理进口电脑彩票专用热敏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致使彩票发行费在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流失2，341万元。

二、当前我国彩票市场恶性竞争与违规行为的原因

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的行为内生于彩票市场结构和监管体制。当前我国彩票发行机构恶性竞争、严重违规行为频繁出现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彩票市场结构与不完善的彩票管理体制。

1．不合理的彩票市场结构是彩票市场恶性竞争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彩票市场结构为双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行各类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发行足球竟猜彩票和体育彩票。除了足球竟猜彩票外，两大发行中心发行的各类彩票从游戏规则上看基本属于同质产品，大致可以分成即开型彩票，数字型彩票，乐透型彩票。因此，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两大发行机构的市场大部分是重叠的。

这种双寡头同质竞争的市场结构直接导致彩票发行机构为争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并刺激彩票发行机构违规行为，主要表现在：（1）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竟相推出开奖次数更多、奖金额更高、投注金额更大的彩票品种，吸引越来越多的专业彩民，使作为大众娱乐方式之一的彩票市场“赌性”越来越浓；（2）为回避竞争对发行机构收益的不利影响，一些地方彩票发行中心与私人或公司签定“旱涝保收”承销合同的同时，放纵承销商的舞弊行为，损害彩票声誉；（3）彩票发行机构的在彩票销售宣传中回避彩票是一种随机性中奖游戏的本质特征，片面渲染中大奖场面。

2．缺乏统一的专业化监管机构导致监管乏力

与蓬勃发展的彩票市场相比，我国彩票监管制度方面的建设明显滞后，至今缺乏统一和专业化的监管机构。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我国彩票市场监管机构为财政部。但与此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又分别是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的“主管部门”。这使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成为实际上分享了相当一部分彩票监管权。

实践证明，这种“三足鼎立”的监管制度安排监管效果非常有限。财政部门对于彩票的监管，无论是对发行和销售行为，还是对彩票资金的使用，都只能做到名义上的监管，而体育和民政部门内部监管并不能有效防范违规行为的发生。因此，在“深圳彩世塔公司福彩舞弊案”和“西安体彩舞弊案”发生后，财政部除了“停止相关彩票的发行”外，没有能力推动任何消除上述违规行为的改革措施。而对那些得到体育或民政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彩票资金违规使用行为，就几乎谈不上“监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