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关爱农民、真诚对待农民、真心帮助农民,是贵州省各级文化共享工程分中心的服务宗旨。新蒲镇文武村是遵义市的蔬菜种植基地,这个村生产的辣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大量销往重庆市场。文化共享工程工作人员带着农科影片《西红柿栽培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在这里放映后,菜农陈鹏飞说,原来种植西红柿也要讲科学,我文化低,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看不懂农科资料,看见别人的蔬菜种得好,我很羡慕。今天看了资料片,我对种好蔬菜有信心了,多亏文化共享工程这个好老师。

　　遵义市分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每次在基层放映文化共享工程节目时,全场鸦雀无声,秩序井然,有的人在本村看了之后,还跑到邻村连看几场。在遵义市平正仡佬族自治乡,起初乡党委、政府只为文化共享工程平正基层服务点配备了10套桌椅,当他们看到当地干部群众对文化共享工程的节目是那么地热爱和期盼时,当即决定从十分困难的乡财政中挤出1万元专款购置了80套桌椅,并将观看场地搬到能容纳100多人的大会场内。

　　4．据报道，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去年年底开始组织进行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调查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

　　与前三次调查结果相比，造成阅读率走低的原因很多，其中，农村居民的读书率呈下降趋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目前，我国农村家庭中有藏书的比例只有44.7%。2005年农村居民的读书率为43.0%，平均每人每年读3.3本书。由此可见，应该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农民阅读。

　　调查显示，农村居民的读书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农民对知识阅读有认识上的误区。在可支配收入有所增加的同时，农民在子女上学、农业投入等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对购书之类的文化消费，既有财力上的不足，还有对知识认识上的偏差。相对来说，文化消费是项长期的投资，且见效慢，不符合农民迫切致富的愿望。饱了肚子却饿了脑子，是当前某些地方农村真实的写照。其二是姓“农”图书太少。农民迫切需要指导他们致富的书籍，然而，这方面的书籍并不多，即使有，很多也是豪华装帧，书价偏高，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这也是农民远离图书，远离阅读的重要原因。其三是农民缺少阅读的环境。现在，作为图书发行主渠道的新华书店，在农村的一些经销网点，有的撤了，有的改作它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经营图书的个体户，他们的经营以盈利为目的，不是学生教辅书就是一些畅销书，甚至售卖一些内容不健康的图书，却不卖农民朋友们真正想看的图书。另外，一些农村文化阵地面临生存危机。作为为农民提供图书报刊借阅服务的农村文化站，因为投入不足等原因，有的形同虚设，有的只是一块牌子没有书。在购买图书困难的同时，连借书都无门，这更造成现实中农民阅读的尴尬。

　　5．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农耕自然经济，中国的农耕文化曾长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张骏《东门行》“嘉苗布原野，百卉敷时荣”、“绿萍覆灵沼，鲜花扬芳馨”的诗句，描绘了优美醉人的郊野风光，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耕文化的发达，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农耕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华农耕文化的温和性表现在“和平相处”和依靠“集体的力量”。一个大的定居族群，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活物资的匮乏，对生活物资的争夺肯定会不时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准则，有争议也是协商解决，而不像游牧文明的决斗解决方式。族群的“和平相处”的观念得到公认。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先民们也大体可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的悠哉悠哉，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除了土地肥沃、四季有序、风调雨顺外，只要勤于耕作即可。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的仁政规划，陶渊明“愉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优美田园风光，都是农业文明中先民生活理想的写照。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节奏息息相通。

　　当前，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农耕文化不可能孤立地向前发展，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容纳、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方面，通过综合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让中国的农耕文化重放异彩。

　　6．吉林省桦甸市的陈淑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执著地爱着农民画。于是桦甸市文化馆就对他进行培养，现在他的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奖项，已成为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陈淑江的成功只是当地农民画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文化馆的帮助下，桦甸已形成农民画培训、辅导、创作、交流和展示的一条龙，并逐步走向产业化。农民画不仅丰富了农村文化，而且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贵州东南部山区，因交通不便利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客观上也保护了大批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民歌、民族服饰等。贵州省群众文化馆因势利导，扶持当地组建起少数民族文化展演队，并帮助联络外出表演。此举既宣传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又为当地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同时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加入，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