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
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努力争取在中期见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0日表示，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但采取怎样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降低储蓄率需要综合药方，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他还表示，应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引导高储蓄率国家将储蓄盈余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并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周小川是在10日召开的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在题为《关于储蓄率问题的若干观察与分析》的发言中指出，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美国储蓄率低与中国高储蓄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储蓄率高的原因这一观点并没有太多的统计和实证支持。
周小川说，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东亚国家降低储蓄率也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努力争取在中期见效。当然，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是这个药方的一部分。
他强调，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应对和经济调整中，特别注重扩内需，通过扩消费内需来丰富和强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出台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同时注重加强民生项目，努力促进城乡就业，注重增加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要加强合作，应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
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严密的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并且加强国际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的时候，国际救援措施应该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这样才能使新兴市场国家有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这将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内需。
再次，应采取适当措施，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周小川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不平衡仍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客观事实。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储蓄合理流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提高配置效率。为此，可以考虑把储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为这些经济体是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高成长点，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的必需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同时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周小川还表示，从统计上看，汇率与储蓄率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且统计检验也不够显著，似乎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储蓄率高低还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家庭结构、人口、社会保障体制等因素都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即便政策有效也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
他指出，美国本轮的低储蓄、高消费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的储蓄率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有所提高，中国储蓄率的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时间分布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周小川称，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储蓄率高的原因，这从逻辑上推理是对的，但并没有太多的统计和实证支持。认为社保体系不健全导致高储蓄率有一个假定，即人是理性的，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会事先通过增加储蓄的方式来预防未来的医疗、养老等需求，但实际上这个假定并不一定成立。
他还指出，从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高水平。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问题有关。中国虽然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有些领域的改革尚不够到位。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经市场化了，成本也已经真实化了。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改革尚未取得重突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也会影响储蓄率的调整。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化。
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努力争取在中期见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0日表示，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但采取怎样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降低储蓄率需要综合药方，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他还表示，应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引导高储蓄率国家将储蓄盈余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并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周小川是在10日召开的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在题为《关于储蓄率问题的若干观察与分析》的发言中指出，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美国储蓄率低与中国高储蓄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储蓄率高的原因这一观点并没有太多的统计和实证支持。
周小川说，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东亚国家降低储蓄率也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努力争取在中期见效。当然，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是这个药方的一部分。
他强调，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应对和经济调整中，特别注重扩内需，通过扩消费内需来丰富和强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出台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同时注重加强民生项目，努力促进城乡就业，注重增加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要加强合作，应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
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严密的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并且加强国际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的时候，国际救援措施应该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这样才能使新兴市场国家有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这将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内需。
再次，应采取适当措施，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周小川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不平衡仍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客观事实。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储蓄合理流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提高配置效率。为此，可以考虑把储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为这些经济体是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高成长点，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的必需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同时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周小川还表示，从统计上看，汇率与储蓄率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且统计检验也不够显著，似乎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储蓄率高低还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家庭结构、人口、社会保障体制等因素都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即便政策有效也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
他指出，美国本轮的低储蓄、高消费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的储蓄率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有所提高，中国储蓄率的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时间分布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周小川称，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储蓄率高的原因，这从逻辑上推理是对的，但并没有太多的统计和实证支持。认为社保体系不健全导致高储蓄率有一个假定，即人是理性的，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会事先通过增加储蓄的方式来预防未来的医疗、养老等需求，但实际上这个假定并不一定成立。
他还指出，从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高水平。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问题有关。中国虽然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有些领域的改革尚不够到位。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经市场化了，成本也已经真实化了。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改革尚未取得重突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也会影响储蓄率的调整。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