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关键词：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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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执政党建设经验高度概括为“六个坚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决定》从六个方面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体措施包括：
1.党内民主：继续试行党代会常任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2.人事改革：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扩大选人用人民主，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鼓励多种渠道推荐干部，广开举贤荐能之路，拓宽党政干部选拔来源。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3.廉洁自律：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按照节俭、高效、廉洁的原则，继续推进公务消费和公务接待制度改革。
4.反腐倡廉：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案件，严肃查办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
5.权力监督：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
标准表述：
“六个坚持”，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党只有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推进民生重大决策全面公开，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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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规定严肃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一次将党政官员同时纳入被问责范围，它首先肯定了问责面前人人平等，党政领导均可能被问责，一视同仁;其次，强化了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将问责上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标准表述：
落实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措施：第一、拓宽问责路径，强化异体问责，建立多元化的问责机制。合理划分问责事项范围，界定问责标准，形成问责合力。第二、健全问责程序，完善实施环节，明确问责对象，强化制度执行的针对性，确保问责实施效果。第三、加快推进问责制的法制化进程，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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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巩固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完善考核内容，既注重考核发展速度，更注重考核发展方式、发展质量;既注重考核经济建设情况，更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要改进考核方式，坚持以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为基础，以换届考察、任职考察为重点，合理安排，相互补充，增强考核方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要扩大考核民主，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进一步公开考核内容、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结果，增强考核工作透明度，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着力形成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导向。
标准表述：
新的考核评价体系，凸显了群众满意度的重要地位，使干部不再眼睛只向上，将更好地发挥干部考核评价的“指挥棒”作用。
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继续推进干部制度创新、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有着紧密联系。科学发展观引导正确的政绩观的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又保证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改进政绩评价和考核办法，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机制。
当前，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思想观念、精神状态总体是好的，但在少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科学发展观树立不够牢固、坚持不够自觉，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问题;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问题，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发展的问题;只顾自身和眼前利益、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问题;甚至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问题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现有的干部考核评价工作还不够完善。
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影响、加大政府投资的过程中，尤其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完善干部考评体系和机制，不断增强考评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进一步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风险意识，引导他们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工作观、事业观、权力观。努力把干部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引导到谋划发展、推动发展上来，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集体，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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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杭州推出的新车改，取消专车,改为发放相应车贴，“车贴”根据级别分9档,最低每月300元,局级干部2600元。官方数据显示，首批参加公车改革的杭州21家市直机关，原来1200多辆公车每年运营费要一亿多元，改革后不到两个月，公车费用就下降约32%。 但由于车改后杭州处级领导每月能拿到2600元的用车补贴，接近杭州市职工的平均工资，引来各路媒体的口诛笔伐。媒体指责杭州是在变相为官员加薪，甚至是变相腐败，大有不将这一补贴铲除决不罢休之势。
标准表述：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按照节俭、高效、廉洁的原则，继续推进公务消费和公务接待制度改革。长期以来，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公消费”。一般认为，三公消费每年耗资9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公车改革进行了十几年，每次改革都能吸引一阵子公众的眼球，每次改革也都在公众的关注后止步。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也相当简单。往大了说，是因为使用公车的“特权一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公车制度与实际情况两层皮;往小了说，舆论在公车改革问题上忽冷忽热，进退失据，对不改革公车制度的城市视而不见，对“勇吃螃蟹”的城市大施口水，使尝试公车改革的城市成了被枪打的“出头鸟”。舆论应跳脱偏颇狭隘的视野，站在中央政策方向上，站在大局的高度全面公车改革的利弊，对利国利民的大胆尝试应当鼓励;地方有关政府应将改革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依靠各方合力，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使公车改革得以持续深入推进，圆满实现其初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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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0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这一消息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各方批评与质疑。一些网民因对其观点不满而引发对其个人不满，进而发起“人肉搜索”，指责他抽高价烟、戴名贵表、开高档车，建议纪委对其进行查处。经查，周久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并涉嫌犯罪。决定给予周久耕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标准表述：
周久耕被免职是网络反腐的善果，网络已经成为纪检监察机关了解社情民意、获取案件线索的一种新的形式和渠道。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我们对官员的日常问责制度的缺失。
其一，周久耕式的问责缺乏内在驱动机制。周久耕被免职是依赖于媒体和网民舆论的外在驱动，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使江宁区委才作出该决定的。周久耕被免职主要原因之一是存在利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
其二，周久耕式的问责让官员对躲避问责心存侥幸。如果周久耕的不当言论、抽名烟、戴高档表没有被网友发现、瞒过媒体，那它会被免职吗?
其三，正是官员日常问责制度的缺失，才造成官员一点点问题的缓慢积累。周久耕式的问责只有暂时的震慑作用，当这种问责慢慢淡出舆论视野后官场就会会故态复萌。
我们期待以周久耕式的问责为契机，建立官员问责制度日常化，让问责制度像机器一样，当官员触动了违法违规的开关后，问责立即自动运转起来，被追究相应的责任，那样才有问责的威慑力。
31、关键词：政府网络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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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是以政府为传播主体，以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为传播客体，通过发布、传播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政务信息和重要新闻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它是一种相对稳定和规范的公共信息传播机制，是政务信息的公布与公众知情权实现的双向互动。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者协会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的日益普及，2009年9月1日，贵州省贵阳市政府的网络新闻发言人正式上岗，主要职责是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用发帖、跟帖等形式回复网络舆论。这是全国首个以政府名义推出的网络新闻发言人。
标准表述：
为了保障民众知情权，政府部门在对外发布信息时设置了新闻发言人，为及时回应来自网络的各类质疑和诉求，更直接有效地化解政府压力，“政府网络发言人”走出幕后。这是政府部门实施政务公开的又一具体内容，体现了政府执政为民的本意，改进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是政府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法制型政府转变的重要举措。
首先，在使用新闻发布这种现代化政治公关手段时，要突破体质惯性，实现话语体系的现代化。
其次，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媒体要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新闻发布工作要适应新闻规律;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之间能够互相适应，并共同以符合新闻规律的做法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第三，新闻发布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舆论多元化的挑战;随着互联网、多媒体等手段的继续发展，信息源和传播渠道也在日渐多元。新闻发布工作不再是简单的说——问——答，还需要介入新媒体技术手段，并且能够直面社会舆论的多元化，直面热点问题和不同意见。
最后，加强新闻发言人活动的规律性和自主性。近年来，在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学者中间，新闻发言人专职化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词汇。它是针对大量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由其他重要部门如办公厅等的负责人兼任，致使发言人负担过重、约束过多而言的。而新闻发布工作难以计算工作量，成绩也不是非常明显，对于新闻发言人也没有明确的激励机制。这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行政思维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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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人民网发表文章《“网络问政”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以来,至今江西已有60多位县级官员先后实名开博,多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要议题,开创了全国少有的官员集体网络问政之风。但部分"空壳博客"没有实质内容，既不回应网友反映的问题，也没有原创博文，通篇都是会议讲稿致辞等。有的半年都没更新过一次。
标准表述：
官员开博问政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听取民意的交流方式，这种方式利于政情民意的沟通，也能有效疏通、化解工作中的种种积怨和矛盾，能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同时，他认为，网络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民主政治是一个方向，要积极引导、鼓励官员参与网络上的民主政治进程，鼓励他们要改变传统的工作思路，适应网络时代的新变化，才有可能更好地为百姓做实事。但是，官员开博问政应注意实效，否则会伤民心，损害政府和官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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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建了别墅和楼中楼，记者对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进行采访时，遭到质问：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一时间，“替谁说话”事件成了全国公众热议的焦点，被网上称为“最牛的一句话”。
标准表述：
媒体的监督被看成跟党和政府作对，这是一种权力的迷失与错乱，严重违背了行政伦理。这既反映副局长的无知，部分党员干部的素质不到位，没有正确的履行职责，也暴露了当地在变更土地用途建别墅问题上有着不可告人的内幕。因此，公开建别墅的内幕还公众知情权就理所当然。
“逯军事件”所代表的政治立场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性，如果是，那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要严肃查处。 逯军说出把党和群众利益严重对立、具有严重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问题的言论，这样的干部是如何上到如此高的位置、主管如此重要工作的，似乎也有追究责任的必要。逯军把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说成是“闲事”，而郑州市委组织部一位干部竟称这是逯军个人的行为，组织部也管不了。如此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当地的“官场生态”是否真的出了问题，需要上级部门认真研究。
这个“案例”应该是一个典型案例，要对那些不负责任、没有起码的政治和道德品质修养、胡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起到警示作用，让党和群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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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言官”，就是对国家机关(其他组织)和国家机关(其他组织)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借助和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发表意见的主体。河南灵宝24岁青年王帅因在网上发帖揭露家乡政府乱征地的问题，灵宝当地政府不远千里跨省将王帅抓捕归案，并以“诽谤”、“败坏政府名声”罪被拘留长达8天，最后因为证据不足释放。另外还有类似的“山东曹县帖案”，都是因发帖获罪。
标准表述：
河南灵宝王帅案是源于网络、最终又在网络推动下获得解决的典型案例。对各级政府而言，如何使执政能力与网络时代相适应，已是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事件首先告诉我们，各级政府应正确对待网络民意。一些地方党政干部并不知道网络时代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变化，不了解网络时代民众的权利意识日渐高涨，参与方式更加灵活。而且，在网络这个开放的世界，任何网络意见都相当于公告天下，如果不能正确处置，就有可能成为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件。
在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积极主动的干预下，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在人民网公开承认王帅案是错案，使这个事件最终获得了解决。可以说，他的行为开启了省级干部在网络上公开承认错误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重新获得民众的认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对待同类事件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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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7日，湖北省石首市永隆酒店厨师涂远高坠楼死亡，警方在永隆大酒店6楼的宿舍进行了检查，发现了写在一封电信缴费单上涂远高的一份遗书。遗书的大致内容为自己悲观厌世而轻生，警方排除他杀，初步认定为自杀。但在后来的调查中，遗书被认定为其本人所书写。警方要把涂远高的尸体带走火化，未得到家人同意。经历了长达8天的“护尸”行动，在政府与家属签订了免责协议后，家属们终于同意将涂远高的尸体火化。
标准表述：
在网络时代，想要隐瞒重大突发事件几乎不可能。今年的石首，在长达80个小时内，警方对青年厨师涂远高的非正常死亡未能给出令家属和公众信服的解释，却强势要求家属立即火化尸体;官方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终于酿成比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陷入极大被动。
相比传统媒体事发当时的寥寥数篇通稿，现场网友的报料和图片、视频却引爆网络——这一事件在网上几乎是实时进行“报道”的。当地领导人明显缺乏担当的勇气，在事件持续进行中，主要领导人没有站出来直面民众，做好沟通工作，消除公众质疑，而把警察推到了前面，从而无法果断迅速地化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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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8日，因为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在晋宁县看守所的24岁的云南男子李乔明，在监舍受伤昏迷，看守民警得到报告后，立即将李荞明送往晋宁县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经检查李荞明头部受伤，因伤情严重，在医务人员和看守所民警的陪护下立即将其用救护车送往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2009年2月12日6时50分左右，李荞明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治无效死亡。
经晋宁县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相关部门调查核实：该事件系在押人员李乔明和其同监室狱友在未得到看守人员同意的情况下，玩“躲猫猫”游戏时，遭狱友踢打，不小心撞到墙壁而致。于是“躲猫猫”一词不胫而走。
事件发生后半年，昆明市苏凤村村民王树坤因斗殴被刑事拘留于官渡区公安分局分管看守所，19天后死亡。警方在初步调查后，当晚向媒体发通报称，8月6日，王树坤突然出现身体不适，出现发烧、四肢无力症状，被送往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进行救治。8月8日零时30分，王树坤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的通报引来网友诸多质疑，“发烧死”迅速蔓延网络。
标准表述：
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结论，自然是让人们感到“莫名惊诧”，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质疑。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长期没有真正从传统的行为模式中走出来。只要出现了危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瞒，遮避消息，把事情纳入内部控制的渠道，争取在内部处理。但是，到了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封锁消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封锁和遮避的结果，是真相难以大白，流言却不胫而走。结果，受损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这种损害积累多了，政府想改辙，但再说什么，也就没人信了。
“躲猫猫”事件网友调查团，在新闻宣传史上值得大书一笔。不过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前一天还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与鼓励“网友调查团”，第二天开始则对“网友调查团”更多的提出指责。有网友开始质疑这是一场舆论公关的作秀。
网友调查团由于种种配套措施的不完善，最终并没有达到媒体人出身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最初的目的。不过，伍皓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哪怕“烫着自己的手”，也要让沸腾的民意“变为蒸汽慢慢消散”，防止把壶底烧穿，很经典地阐述了网络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和维护司法公信力的必要性，被舆论普遍认可。
37、关键词：钓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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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私家车车主张先生因为动了恻隐之心去救助路边的行人，不料此举竟然引来了“非法营运”的横祸。张先生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而搭其上路，结果张按其要求停车时，“搭客”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还被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 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张交了1万元才取回车。(《南方都市报》9月15日)
标准表述：
“钓鱼式执法”，是以违法的方式执法，对法律和道德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既腐蚀着道德，伤害人们的善良之心;又损害着执法者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打击人们对于法律权威的信心，加剧社会的信任危机，破坏社会和谐。
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措施，纠正这种“钓鱼执法”行为。一是要加强干部教育，进一步树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的意识;二是加强纠正处理和队伍整顿，对违法执法的人员追究责任，严肃处理，起到举一反三、警戒震慑的作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执法队伍的监督，促进行政执法队伍执法行为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