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不仅害了婴幼儿，也害了整个中国奶业，更害了整个“中国制造”。在愤考，试大网站收集怒之余，笔者却产生出另外一种奇怪想法——“感谢三鹿”。因为“三鹿”再次提醒我们思考法治与德治的关系。9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指出：这些重大安全事故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9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了解患病儿童救治情况时表示：“这起事件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总书记和总理从不同角度告诫我们：一些干部和企业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问题，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治，更需要德治。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公认的一句话，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市场经济更应该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其实就是通过利益驱动，而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从而推动社会快速进步的经济。但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法律约束，而缺乏道德约束，就很容易陷入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道德沦陷之中，最终仅靠法律“一条腿走路”也将无能为力。
第一，法律只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道德则是一种内在的、偏重于自律性的规范；而道德的这种内在的自律功能，要比法律的外在强制力效果更佳。上次有关“大头娃娃”的奶粉事件刚落下帷幕，又发生更严重的“结石娃娃”，足以说明奶业经营者并不会因法律制裁而心悦诚服。
第二，法律只是事后处罚，明显滞后，预防不足，而道德则重于事先预防。比如这次奶粉事件，法律只能在成千上万的婴幼儿受害以后才发现；但如果人们的道德素质高，就根本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伤天害理之事。
第三，法律调整的范围非常有限，不可能对所有行为都做出规范。而道德则具有无限调整范围的优势，可以说，所有行为都受道德的规范与约束。这次出了“结石娃娃”事件，而有毒有害的食品又岂止奶粉？连有些菜民都是将打药的菜卖给城里人，而自己只吃不打药的……这些行为法律都没办法，但却都属于道德规范的调整范围。
正因为如此，法治与德治历来都是同时并用的两大社会控制手段，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且也不能相互替代。在当前充满利益诱惑和利益驱动下，法制建设如果得不到作为广大民众内心信念的道德支持，就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道德调控手段的严重缺失
当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使人们对“利”的追求合法化时，传统的与“利”相对立的“义”（如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等等）便失去了原来的控制力。不少人甚至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了。各种践踏道德的假冒伪劣行为，都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幌子下变成心安理得之举。
加之，我们偏重强调经济建设、法制建设而忽略道德建设，或者是没有找到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法律日益健全的同时，社会道德却失范。在为追逐利益而忘记社会责任、甚至丢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毫不愧疚的心理状态下，法律的“杀一”就真的能够“儆百”吗？
相反，有些经营者自身道德素质比较高，能够自我道德约束的，就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不仅企业凝聚力强，而且决不会“伤天害理”。比如煤矿安全事故问题，虽然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但安全事故却仍触目惊心。
而笔者的一位同学在山西和贵州开的煤矿居然能够30余年不发生任何事故，一直被当地评为模范煤矿。当我问他，是否因严格执行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才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的回答“语出惊人”。
他说，自己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法律法规，只知道做三件事：一是善待工人，把工人当着自己的兄弟，不但要按时足额发工资，而且不惜巨资为矿工建住宅，接家属、逢年过节送大米白面和肉食等等；二是严格责任分工，责任到人，干不好的“立即走人”；三是不惜巨资配备最先进的井下监控设备，保护矿工生命安全。
听他一席话，我明白：他之所以能够真正做到安全生产，是因为他没有像其他的矿主那样见利忘义，是道德的自我控制发挥了作用。
如何重建我们的道德规范体系
目前，面对道德规范手段严重缺失、进而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法制建设的局面，重建道德规范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首先，我们要选准重建道德控制体系的方向。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在继续健全市场经济法制的同时，尽快重建新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控制体系，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确保既发展又稳定。
其次，要选好重建道德控制体系的内容。中共中央2001年10月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适时提出“八荣八耻”等基本道德规范，非常必要。还应重建一个不排斥物质利益追求的实事求是、义利并重的道德观念。一个社会只有崇尚正当功利，只有让每个人都去追求正当合法的利益，才能迅速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整个社会才能得到最快发展。
第三，要选对重建道德规范体系的载体。这种载体，也就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倡导我们新时期的道德规范，使其真正深入人心，至关重要。既不要神也不要神化的人，而只是实事求是地宣传社会公德和执政者的道德理念，以理服人。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没有任何欺骗性的客观载体。尽管道德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至于继续恶化，再次出现“大头娃娃”、“三鹿”等这些“丧尽天良”的行为。
道德的载体不仅需要客观真实，更需要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吸引力。对于公众道德重建，除继续采取惠民政策和加强新时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相配合外，还可以主动引导、宣传和提倡一些经过历史证明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稳定的宗教信仰（如佛教、基督教、道教和传统儒教等），将那些暂时“信仰缺失”的普考试，大网站收集通公众引导到规范的宗教信仰这边来，这样既能够尽快解决他们信仰缺失问题，又能够避免他们相信邪教而误入歧途。
总之，我们在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应继续加强道德规范建设，采取坚决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把法治与德治两者结合起来，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规范体系。
这不仅是关系到公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也是关系到像“三鹿”这样的民族品牌和民族工商业，关系到我们的“中国制造”，更关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公认的一句话，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市场经济更应该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其实就是通过利益驱动，而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从而推动社会快速进步的经济。但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法律约束，而缺乏道德约束，就很容易陷入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道德沦陷之中，最终仅靠法律“一条腿走路”也将无能为力。
第一，法律只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道德则是一种内在的、偏重于自律性的规范；而道德的这种内在的自律功能，要比法律的外在强制力效果更佳。上次有关“大头娃娃”的奶粉事件刚落下帷幕，又发生更严重的“结石娃娃”，足以说明奶业经营者并不会因法律制裁而心悦诚服。
第二，法律只是事后处罚，明显滞后，预防不足，而道德则重于事先预防。比如这次奶粉事件，法律只能在成千上万的婴幼儿受害以后才发现；但如果人们的道德素质高，就根本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伤天害理之事。
第三，法律调整的范围非常有限，不可能对所有行为都做出规范。而道德则具有无限调整范围的优势，可以说，所有行为都受道德的规范与约束。这次出了“结石娃娃”事件，而有毒有害的食品又岂止奶粉？连有些菜民都是将打药的菜卖给城里人，而自己只吃不打药的……这些行为法律都没办法，但却都属于道德规范的调整范围。
正因为如此，法治与德治历来都是同时并用的两大社会控制手段，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且也不能相互替代。在当前充满利益诱惑和利益驱动下，法制建设如果得不到作为广大民众内心信念的道德支持，就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道德调控手段的严重缺失
当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使人们对“利”的追求合法化时，传统的与“利”相对立的“义”（如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等等）便失去了原来的控制力。不少人甚至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了。各种践踏道德的假冒伪劣行为，都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幌子下变成心安理得之举。
加之，我们偏重强调经济建设、法制建设而忽略道德建设，或者是没有找到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法律日益健全的同时，社会道德却失范。在为追逐利益而忘记社会责任、甚至丢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毫不愧疚的心理状态下，法律的“杀一”就真的能够“儆百”吗？
相反，有些经营者自身道德素质比较高，能够自我道德约束的，就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不仅企业凝聚力强，而且决不会“伤天害理”。比如煤矿安全事故问题，虽然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但安全事故却仍触目惊心。
而笔者的一位同学在山西和贵州开的煤矿居然能够30余年不发生任何事故，一直被当地评为模范煤矿。当我问他，是否因严格执行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才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的回答“语出惊人”。
他说，自己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法律法规，只知道做三件事：一是善待工人，把工人当着自己的兄弟，不但要按时足额发工资，而且不惜巨资为矿工建住宅，接家属、逢年过节送大米白面和肉食等等；二是严格责任分工，责任到人，干不好的“立即走人”；三是不惜巨资配备最先进的井下监控设备，保护矿工生命安全。
听他一席话，我明白：他之所以能够真正做到安全生产，是因为他没有像其他的矿主那样见利忘义，是道德的自我控制发挥了作用。
如何重建我们的道德规范体系
目前，面对道德规范手段严重缺失、进而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法制建设的局面，重建道德规范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首先，我们要选准重建道德控制体系的方向。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在继续健全市场经济法制的同时，尽快重建新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控制体系，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确保既发展又稳定。
其次，要选好重建道德控制体系的内容。中共中央2001年10月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适时提出“八荣八耻”等基本道德规范，非常必要。还应重建一个不排斥物质利益追求的实事求是、义利并重的道德观念。一个社会只有崇尚正当功利，只有让每个人都去追求正当合法的利益，才能迅速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整个社会才能得到最快发展。
第三，要选对重建道德规范体系的载体。这种载体，也就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倡导我们新时期的道德规范，使其真正深入人心，至关重要。既不要神也不要神化的人，而只是实事求是地宣传社会公德和执政者的道德理念，以理服人。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没有任何欺骗性的客观载体。尽管道德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至于继续恶化，再次出现“大头娃娃”、“三鹿”等这些“丧尽天良”的行为。
道德的载体不仅需要客观真实，更需要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吸引力。对于公众道德重建，除继续采取惠民政策和加强新时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相配合外，还可以主动引导、宣传和提倡一些经过历史证明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稳定的宗教信仰（如佛教、基督教、道教和传统儒教等），将那些暂时“信仰缺失”的普考试，大网站收集通公众引导到规范的宗教信仰这边来，这样既能够尽快解决他们信仰缺失问题，又能够避免他们相信邪教而误入歧途。
总之，我们在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应继续加强道德规范建设，采取坚决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把法治与德治两者结合起来，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规范体系。
这不仅是关系到公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也是关系到像“三鹿”这样的民族品牌和民族工商业，关系到我们的“中国制造”，更关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